The Solitary Individualaint

顧頡剛在《我是怎么編寫《古史辨》的？》回顧了《古史辨》的編寫過程，《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冊并不是一氣呵成寫成的，而是經過很長的一個階段方始完成。編《古史辨》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看出顧頡剛在疑古辨偽史學的發展概況與「古史辨學派」的建立，更可視為顧頡剛的學術的回顧。他從崔述、姚際恒、鄭樵三人的著作引導了他的疑古辨偽之路；受胡適歷史演進法的影響及與胡適後來在思想上的分歧；對王國維的推崇，其他師友如傅斯年、錢玄同等人；顧頡剛此文的自述，近乎回憶錄。 顧頡剛辨偽和疑古的思潮源于崔述（東壁）、姚際恆和郑樵三人的思想。崔述的《崔东壁遗书》 [1] 乃其學生陳履和在其過世後根據其遺稿整理而成。崔述認爲只有經書理的記載是可靠的并對諸子百家裏的神話和傳説給予駁斥和表示質疑。而與歷代傳統學者的學術思想截然不同的姚際恆，不但勇於批評前人，如：宋代的朱熹與漢代的鄭玄，并把九經分析爲兩大類：即別偽和存真。姚際恆認爲《易經》、《古文尚書》和《周禮》皆為別偽類或偽書類，而《詩經》則為存真類。 [2] 宋代的郑樵所編撰的《通志》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闊從天文至史書皆有涉獵，然而其書卻帶有批判的精神。然而，其著作由古迄今皆不被世人所接受，只有章學誠為之辯護。 無論是崔述只相信經而對「傳、記」有所懷疑的思潮，或姚際恆認爲「傳、記」不可信，「經」亦不可盡信的言論，或者是郑樵所主張的做學問應該要融會貫通即「會通」，不該有門派之分以及其對《詩經》的懷疑皆對顧頡剛的《古史辨》產生了很大的啓蒙。 可是顧頡剛覺得崔述疑古辨偽做的不夠徹底，認為崔氏尚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在顧頡剛看來，「要辨明古史，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 [3] 這樣一來，史學的重心才完全轉移到文獻問題上面來了。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所倡導的史學革命可説是顧頡剛的《古史辨》的導源之一。 [4] 顧頡剛在其《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指出，在未遇到胡適前他已走上了疑古的道路。然而，他卻未能有條理和有系統地分析與駕馭數量龐大的材料。 [5] 然而，他在聼了胡適的課后便豁然開朗，耳目一新。 可是，顧頡剛卻在之後屢次強調他在學問上最崇拜的、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而不是胡適先生。王國維以實物材料來研究古史的缺失的成就給予他很大的影響。這也使顧頡剛明白到古史的真相可用來反映古史的真僞以及作爲破壞偽古...

歷史學與民俗學看似兩個不同的領域，其實在顧頡剛的治學中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以研究故事的方法，利用民俗學的材料，把古史中的傳說抽絲剝繭，是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進一步論述。 回到傳說的原型，孟姜女一開始只是《左傳》上的「杞梁之妻」，因為杞梁之妻哭夫城奔屢見於漢人的記載。而另一方面，後來的孟姜女之夫「范希郎」還保存了「杞梁」的聲音，從這個考定，孟姜女故事需從《左傳》尋起。 《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云：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    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莒子重賄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1] 這是杞梁之妻出現在歷史上的第一幕，然而《左傳》記載只不過是齊莊公見到杞梁之妻在郊外，向她憑弔的一段對話，對話顯出杞梁之妻講究禮法。沒有說明她何以到了郊外。以及是否處於哀痛。從此以後，這件事就成了一件故事。這個故事當時如何擴張，如何轉變，現在已經無從知道，只能從之後的文獻去尋找。 《禮記·檀弓下》也記載著這樣的一個故事，增加了「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這一句話，說明了杞梁之妻到郊外是為了迎柩，在迎柩的時候哭得很哀傷。從《左傳》說的單是禮法，到了這裡就涂上了一層感情的色彩，顧頡剛認為孟姜女的故事就是圍繞在「哭之哀」三個字轉出來的。 比《檀弓》稍後的《孟子·告子下》記載「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2] ，一直到劉向的《說苑·善說篇》及《列女傳·貞順篇》演為「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從此，杞梁之妻的形象就由講究禮法變成哭夫崩城。 然而，只是說崩城，到底崩的是哪裡的城，至東漢仍未被提起。西晉崔豹《古今注》（卷中》記載「杞都城感之而頹。」首次提出杞梁之妻哭倒的是杞都城。只是，酈道元的《水經注》（卷二十六《沭水》條莒縣）中，卻說的是莒城。 總而言之，無論是東漢人沒有指實的城，是崔豹的杞城，是酈道元的莒城，地理位置皆不離齊國附近；還有一點，無論故事怎么演變...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他在古史的研究上是以崔述做為繼承及超越的對象。崔述的《考信錄》把西周以前的歷史和孔子個人的歷史，做出了細密的考辯，然而顧頡剛對於崔述的《考信錄》，存有兩點不滿意之處。第一點是捍衛聖人的聖道王功，辨偽只是手段，認為崔述的做法明顯含有其立場，站在儒家的觀念進行考信，難免有失偏頗。第二點是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古史並不穩妥。因為古代文獻可以找到的已經很少了，要判定史蹟的真偽可以從不同的書進行比較，然而要根據書籍的資料斷定某一個史蹟是可以被承認的信史，則缺乏了實際的證明。     顧頡剛對崔述的學術繼承和超越關係，用胡適的話說： 「崔述在十八世紀的晚年，用了「考而後信」的一把大斧子，一劈就削去了幾百萬年前的上古史，但崔述還留下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經》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頡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子，膽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舜禹）都送上了封神臺上去。連禹和後稷都不免發生問題了。故中國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這是不需辯護的事實。」 [1] 從上述兩點可以看出，顧頡剛認為古史研究所應該秉持的基本態度。若以經書所載作為標準，即相信經書就是信史，整理的結果必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經書乃是根據時代的需要踵事增華，從六經到十三經，後人加入了大量不相干和違背原意的注解。他在《古史辨》第一冊 < 自序 > 提及從《不忍雜誌》讀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雖然不同意孔子作《六經》之說，但《六經》中參雜了許多儒家的托古改制思想卻是不容否認。 [2] 因此，在顧頡剛的觀念中，崔述推崇經書為信史是靠不住的，經書與傳記只有時間的先後，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真偽區別，研究古史必須把經書和傳記都視為平等的材料，可以相互印證，由於時間因素的推演，一件史事會在不同的階段被賦予不同的面貌，應該先找出史事的本來面目，再探討其逐步的變遷。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可稱為他的「古史辨宣言」，提出了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3] （一）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并解釋它的三層含義：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