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頡剛的『古史辨宣言』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他在古史的研究上是以崔述做為繼承及超越的對象。崔述的《考信錄》把西周以前的歷史和孔子個人的歷史，做出了細密的考辯，然而顧頡剛對於崔述的《考信錄》，存有兩點不滿意之處。第一點是捍衛聖人的聖道王功，辨偽只是手段，認為崔述的做法明顯含有其立場，站在儒家的觀念進行考信，難免有失偏頗。第二點是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古史並不穩妥。因為古代文獻可以找到的已經很少了，要判定史蹟的真偽可以從不同的書進行比較，然而要根據書籍的資料斷定某一個史蹟是可以被承認的信史，則缺乏了實際的證明。   

顧頡剛對崔述的學術繼承和超越關係，用胡適的話說：

「崔述在十八世紀的晚年，用了「考而後信」的一把大斧子，一劈就削去了幾百萬年前的上古史，但崔述還留下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經》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頡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子，膽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舜禹）都送上了封神臺上去。連禹和後稷都不免發生問題了。故中國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這是不需辯護的事實。」[1]

從上述兩點可以看出，顧頡剛認為古史研究所應該秉持的基本態度。若以經書所載作為標準，即相信經書就是信史，整理的結果必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經書乃是根據時代的需要踵事增華，從六經到十三經，後人加入了大量不相干和違背原意的注解。他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提及從《不忍雜誌》讀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雖然不同意孔子作《六經》之說，但《六經》中參雜了許多儒家的托古改制思想卻是不容否認。[2]因此，在顧頡剛的觀念中，崔述推崇經書為信史是靠不住的，經書與傳記只有時間的先後，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真偽區別，研究古史必須把經書和傳記都視為平等的材料，可以相互印證，由於時間因素的推演，一件史事會在不同的階段被賦予不同的面貌，應該先找出史事的本來面目，再探討其逐步的變遷。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可稱為他的「古史辨宣言」，提出了以下幾個主要觀點。[3]

（一）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并解釋它的三層含義：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的。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禹在孔子是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

        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

（二）關於「禹的演進史」的考證：
指出在《詩經》的《商頌·長發》中禹是「上帝派下來治水的神」，《商頌》據王國維先生的考證是西周中葉宋人所作。所以，當時禹是「下凡的天神」，到春秋末年的《詩經·閟宮》中，禹已成了「最古的人王」。到戰國時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中，禹又成了「夏后」，並且有了與堯舜的關係，治水的傳說等。至於禹的概念和名字，來源於九鼎。禹在《說文》中是一種有足的大蟲，商周時人所以把這種大蟲作為自己崇仰的神或最早的人王，顧頡剛猜測說，是因為禹是九鼎上所鑄刻的動物中最強的一種動物。九鼎鑄於夏，夏亡入殷，商亡入周。因此，鼎是象徵權利和國運的寶物，先民就以鼎上最強悍的動物，作為自己的崇拜對象。

（三）揭示粗略的偽上古史體系：
「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多少古黃帝。」秦時出現了黃帝，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又推出了神農立在皇帝之前，到《易·系辭》又抬出庖羲立在神農前，到李斯時有「天皇地皇泰皇」的三皇又立在庖羲前，到漢代時，又從苗族神話中引進盤古，做了開天闢地的祖先。所以，「時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

顧頡剛「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了史學界的論爭，與顧氏志同道合，甚至比顧更為激進的是錢玄同，而胡適則是作為老師給與聲援和助威；顧的反對者是劉掞藜，胡堇兩位。隨著古史辯論討論範圍的擴展，顧方還有魏建功、容庚、羅根澤、童書業，楊寬等人加入，反對方有柳詒徵，張蔭麟等人加入。此外憑著自己的學養和研究，參與有關專題的討論，但并不屬於古史辨派或反對派的學者有王國維、傅斯年、錢穆、馮友蘭等人。[6]

1924年，胡適發表了一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對「層累造成說」做了方法論上的補充。他說，顧頡剛這一見解，即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具體而言，可總括為下列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  《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7]

顧頡剛的研究方法受胡適影響，胡適有關《水滸傳》和井田制度怎么演變而成的考證，使顧頡剛掌握了歷史的方法，他的《古史辨》便是在這一新「典範」（paradigm）的啟示下展開的。[8]余英時認為胡適對顧頡剛的影響在整體取向和方法，不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9]胡適的治學法，吳二持有非常精簡的總結：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所始終注重的是治學方法，無論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包括對宋明理學的『思』的精神的繼承，對清代樸學的科學精神的評論闡發，對戴震等人的哲學思想的研究評價，對儒家文化的闡考，對禪宗史的梳理，大量的古典小說考證，以至對《水經注》的考證研究；還是對於西方學術思想，諸如推崇赫胥黎、達爾文的「懷疑」精神，尤其介紹杜威哲學及其思想方法等，都是如此。他的作為再造文明手段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無一不是注重於此。他所總結的治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他一生學術研究所遵循的定則，在多次的學術講演中對此都津津樂道。可以說，追求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是胡適一生用力最深、影響最大的方面。[10]

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指出：他早年出入經學今古文兩派的門戶，特別是收到章炳麟的影響，走上了為學問而學問的道路。發憤整理國故，但摸索多年，他提出不少問題，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門徑，知道他旁聽胡適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才耳目為之一新。[11]胡適推崇懷疑精神，提供了顧頡剛一個條理的系統，雖然後來他在日記中辯解胡適對他的影響只有演變，然而<自序>卻是一篇很真實的公證，無可駁斥。[12]

顧頡剛晚年屢次強調他在學問上最崇拜的是王國維而不是胡適，[13]然而他一生不走「二重證據」路線，極少使用王國維賴以成名的文字遺跡與實物，便是顯證。[14]胡適的「歷史演進法」，使顧頡剛「聯想到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對於某些古史傳說，如堯舜禪讓、孔子師徒彈琴解匡人之圍等，亦盡可用戲曲「故事的眼光」去瞭解；在治史過程中，他極力主張史事與傳說的變遷如同故事會隨時隨地變化一樣，要用「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故事的眼光」和「角色的眼光」是顧頡剛極為重要的治史門徑，[15]充分的運用在民俗學的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就是以研究故事的方法，利用民俗學的材料，一層一層的撥開傳說在古史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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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婉約，〈「層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顧頡剛學記》，顧潮編（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213-214。

[2]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74。。

[3]錢婉約，〈「層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顧頡剛學記》，207。

[6]錢婉約，〈「層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顧頡剛學記》，215。

[7]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胡適文存二集》，季羨林主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05。

[8]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市：聯經，2007年），25。

[9]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6。

[10] 吳二持，《胡適文化思想論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123。

[11]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4。

[12]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5。

[13]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7。

[14]許冠三，〈顧頡剛：始於疑終於信〉，《顧頡剛學記》，94。

[15]許冠三，〈顧頡剛：始於疑終於信〉，《顧頡剛學記》，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