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在《我是怎么編寫《古史辨》的？》回顧了《古史辨》的編寫過程，《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冊并不是一氣呵成寫成的，而是經過很長的一個階段方始完成。編《古史辨》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看出顧頡剛在疑古辨偽史學的發展概況與「古史辨學派」的建立，更可視為顧頡剛的學術的回顧。他從崔述、姚際恒、鄭樵三人的著作引導了他的疑古辨偽之路；受胡適歷史演進法的影響及與胡適後來在思想上的分歧；對王國維的推崇，其他師友如傅斯年、錢玄同等人；顧頡剛此文的自述，近乎回憶錄。
顧頡剛辨偽和疑古的思潮源于崔述（東壁）、姚際恆和郑樵三人的思想。崔述的《崔东壁遗书》[1]乃其學生陳履和在其過世後根據其遺稿整理而成。崔述認爲只有經書理的記載是可靠的并對諸子百家裏的神話和傳説給予駁斥和表示質疑。而與歷代傳統學者的學術思想截然不同的姚際恆，不但勇於批評前人，如：宋代的朱熹與漢代的鄭玄，并把九經分析爲兩大類：即別偽和存真。姚際恆認爲《易經》、《古文尚書》和《周禮》皆為別偽類或偽書類，而《詩經》則為存真類。[2]宋代的郑樵所編撰的《通志》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闊從天文至史書皆有涉獵，然而其書卻帶有批判的精神。然而，其著作由古迄今皆不被世人所接受，只有章學誠為之辯護。
無論是崔述只相信經而對「傳、記」有所懷疑的思潮，或姚際恆認爲「傳、記」不可信，「經」亦不可盡信的言論，或者是郑樵所主張的做學問應該要融會貫通即「會通」，不該有門派之分以及其對《詩經》的懷疑皆對顧頡剛的《古史辨》產生了很大的啓蒙。可是顧頡剛覺得崔述疑古辨偽做的不夠徹底，認為崔氏尚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在顧頡剛看來，「要辨明古史，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3]這樣一來，史學的重心才完全轉移到文獻問題上面來了。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所倡導的史學革命可説是顧頡剛的《古史辨》的導源之一。[4]顧頡剛在其《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指出，在未遇到胡適前他已走上了疑古的道路。然而，他卻未能有條理和有系統地分析與駕馭數量龐大的材料。[5]然而，他在聼了胡適的課后便豁然開朗，耳目一新。
可是，顧頡剛卻在之後屢次強調他在學問上最崇拜的、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而不是胡適先生。王國維以實物材料來研究古史的缺失的成就給予他很大的影響。這也使顧頡剛明白到古史的真相可用來反映古史的真僞以及作爲破壞偽古史的工具。
《古史辨》共有七冊，但其中的第四冊和第六冊並非出自顧頡剛之手，而是由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羅根澤所編撰。顧頡剛以「疑古」和「辨偽」作爲《古史辨》的思想武器並以考證的方式發現新的事實，推倒古書為其宗旨即把與歷史融為一體的古代神話和傳説從歷史中剝離開來以恢復歷史原本的面貌。[6]
[1]顧頡剛，〈我是怎麽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
[2]顧頡剛，〈我是怎麽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冊，5。
[3] 均見〈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一冊，59。
[4]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内心世界》（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7年），2。
[5]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40。
[6] 顧頡剛，〈我是怎麽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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